【资讯】揭秘真实民国文艺圈买不起房合租忙

青岛万达影城2019-05-14 12:20:47

国庆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文艺青年们一直挂念的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也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黄金时代》是女神汤唯婚后的首部作品,也是她既《色•戒》的王佳芝后,再一次出演民国传奇女子。

民国,民国,说到民国,总令文艺青年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可民国到底什么样?所谓的民国情结和民国热又是怎么回事?在此,腾讯娱乐将推出三期关于民国的系列策划,从民国文艺圈、民国文艺范儿,到民国文艺病来解析那个充满自由、也充满凄苦的时代。

本期民国文艺圈的主人公们,有创造了闰土的鲁迅、有落魄的北漂沈从文,有传奇二萧(萧红、萧军)、还有大家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家丁玲……他们在书斋中写作,在舞台上呐喊,也在战火中辗转。接下来,我们将从吃、住、行、乐四个方面,为你揭开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民国文艺圈。

《黄金时代》:鲁迅请客


文人好吃:饭局推新人 鲁迅下馆子不差钱

美酒与佳肴,历来是文人雅集不可或缺的点缀,在风骚依旧的民国文艺圈,当然也不例外。师长们在酒桌上谈天说地,指点江山,小字辈则在饭局中得到引荐,开眼界,见世面。民国文人也爱下馆子,谈吃会友,不亦乐乎。

1、朋友圈中的“饭局达人”

喜欢电影和冰激凌的鲁迅,也是爱交朋友的“饭局达人”。萧红萧军受到鲁迅的垂青,第一次见面后就接到鲁迅的邀请函,请他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那顿饭本是鲁迅为胡风长子办的满月酒,然而有意思的是,由于胡风的小姨子将信送迟了,作为主宾的胡风一家全都没到,反而错过了这次聚会。就这样,满月酒最终变成了新人见面会,二萧就此走进了茅盾、叶紫、聂绀弩夫妇等文艺名人的朋友圈。

北京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至今生意兴隆


北京的文化人往往喜欢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饭店名称)饮茶聚餐。胡适等人组织的“文友会”、新月俱乐部的“聚餐会”都设在这里举办。1929年5月,小说家张恨水在这里举办了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宴会,席间结识了大编辑严独鹤。严独鹤久仰张恨水是知名的畅销书快手,能一人同时写六部长篇,便果断向他约稿。而这次饭局的产物,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啼笑因缘》。

散文家梁实秋也是文艺圈中的“资深吃货”。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就创下一顿饭吃十二个馒头、三大碗炸酱面的纪录。加之其父又是京城大饭庄厚德福的股东,作为一个“吃二代”,梁实秋吃遍四海,小到豆汁儿与汤包,大到佛跳墙与全鳝席,都被他吃出了情趣,吃出了水准。战乱中还不忘撰写《雅舍谈吃》,说“这其中有艺术,又有科学,要天才,还要经验。”从食材到口感,梁实秋都很讲究:北京烤鸭每一片都必须“有皮有油有肉”,西湖醋鱼“汁不要多,也不要浓,更不要油,要清清淡淡,微微透明”才算正宗,难怪人称“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2、鲁迅月入200元,下顿馆子一块钱


《黄金时代》剧照鲁迅和二萧

能够常下馆子,收入必得可观。鲁迅在北京时,在教育部任职,两个月内便从最初的60元月俸涨到200多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于是常与小伙伴们相互吃请。1912年5至12月,鲁迅共下了30多次馆子,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达20多次。他最爱与翻译家钱稻孙、老同学教育家许寿裳相约畅饮,还在日记中写到三人AA制下馆子的情形:“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

许广平在广州时给鲁迅写信说,“我们三人在北园饮茶吃炒粉,又吃鸡,菜,共饱二顿,而所费不过三余元”。自1933年起,鲁迅依靠版税和稿酬,月收入约在500元左右。凭这样的收入,在1元钱可买120个鸡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只需10元钱左右的年代里,常下馆子也就并非难事。

《黄金时代》:萧红和萧军


民国难住:房价高买不起 小文青多合租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房价高昂的京沪都市,文人们即使有钱也不买房,宁愿省下钱来享受生活。等到战时四处流徙,租房更加成为第一选择。然而同是租住,亭子间里的小小蜗居,与花园客厅的深深庭院,则是小文青与大文豪之间的距离,与民国文艺圈的权力生态。

1、弄堂太吵,房租太贵

1936年春,萧红和萧军从上海的淡水路搬到了北四川路的永乐里,只为了离鲁迅先生近一点。二萧此前住在法租界,去鲁迅家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电车;有时候聊得太晚甚至没办法回家,鲁迅便会让许广平掏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去。


鲁迅上海故居:山阴路的洋房

自1927年抵沪,鲁迅在上海一共租住过三个地方,从景云里搬到北四川路,最后迁入山阴路的大陆新村9号,直到去世。最后一处是一排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周围并不嘈杂,时而有零星的外国小孩在院子里玩。而上海房租之贵,光转手费就需500元,若不是嫌前两处弄堂太吵,鲁迅是绝不愿搬家的。

从南京抵沪的梁实秋时任《时事新报》的副刊编辑,月收入100元,租住在爱文义路众福里一幢月租25元的一楼一底房子中,也常常被窗外的杀鸡声与打牌声弄得不胜其烦。

2、一女二男,同挤一张床


萧红和萧军

很多出身内地的文学青年,如小说家许杰、许钦文,诗人冯至、刘梦苇,女作家白薇、谢冰莹,以及情爱作家章衣萍、叶灵凤等,都曾屈居于上海的亭子间,或北京的公寓会馆。从酉西会馆到“窄而霉小斋”再到汉园公寓,沈从文也曾一搬再搬,甚至沦落到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租一室、流言四起的窘境。

除去如瞿秋白与王剑虹、白薇与杨骚这样的同居情侣,男女合租并不普遍。不过抗战爆发后,在流徙中有地方住已属难得,有时也便顾不得男女之别了。1937年9月,萧红与萧军转移到武汉,搬入了诗人蒋锡金不到二十平米的寓所。二萧住在里间,蒋锡金则与后来搬入的东北籍作家端木蕻良分享一个外间。直到女画家梁白波也前来投靠时,主人才犯了难,但二萧却立刻表示欢迎。据蒋锡金回忆,当时萧红说“那好办,端木住到我们那间去,她住在你这间。”战时离乱,也顾不上文艺界人多嘴杂,五人只好把居住格局重新调整:蒋在外间与梁分床而睡,端木则与二萧同挤在一张大床上。至于半年后萧红舍萧军而从端木,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3、“住”出来的文艺圈

逼仄的蜗居,不仅给了文青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也成就了文艺“圈”本身。虽没有上流沙龙的高大上,却自有小型文艺论坛的自由与畅快。这些同病相怜的年轻人,由此发展为志趣相投的文学伙伴。沈从文和丁玲夫妇,就是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04号,创办了《红黑》杂志与“二百零四号丛书”。小说家施蛰存回忆他去拜访时,“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

林徽因的客厅

租住在北京的文青们则借助蜗居位置的便利,在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各大高校蹭课,逐渐获得了知识积累与文化资本。1933年,在已成为《大公报》副刊主编的沈从文帮助下,萧乾发表了成名作《蚕》,由此叩开了“沙龙女神”林徽因家的“红漆双扇大门”。后来,萧乾接替了沈从文的主编位置,又帮助曹禺、何其芳走上文坛。正是在这样志同道合的合住生涯中,文艺青年不断成长为文坛领袖,又进一步提携新人,民国文艺圈就此长成。

《黄金时代》:意气风发的文艺青年们

民国多行:战火中颠簸 一面即是永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艺青年的城市冒险,大作家与文艺阵地的转移,以及战火中的颠沛流离,让整个民国文艺圈始终“在路上”。在频繁的迁居与流徙中,有浪漫的诗意,也有坎坷与麻烦。各个文艺小圈子之间,也不免发生新的聚合与流散。

1、沪杭铁路上的“自助游”

徐志摩曾写作《沪杭车上》

1909年通车的沪杭铁路,是不少民国文人探亲、旅行乃至通勤的首选路线。上海滩名家荟萃,贪恋西湖风光者众,而中外文人自助游,上海和杭州也总是紧邻的两站。1923年的徐志摩在火车上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速度与紧张:“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朱自清在1924年写下《沪杭道上的暮》,只有寥寥二十个字:“风澹荡,平原正莽莽,云树苍茫,苍茫;暮到离人心上。”俞平伯1925年入京之后,因想念江南岁月,最喜欢坐晚上七点多从上海北站出发的夜快车,到杭州已是夜半了。

2、海关搜身,鲁迅被疑为鸦片贩子

鲁迅太瘦,坐船时被安检员怀疑是鸦片贩

从绍兴到北京,辗转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鲁迅一路迁徙,途中囧事不断。1927年9月29日,鲁迅途径香港,在船上便碰到了“查关”的烦心事。香港的检查员显然没有广州的客气,在《再谈香港》中鲁迅写道:“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一把连柄长仅五寸三分的小刀被说是“凶器”,一盒蚊香也被指斥是“古怪”的。船上的茶房还将此归咎于鲁迅,“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

3、逃难路上:一票难求,后会无期

萧红和端木

抗战爆发后,文艺圈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1938年底,胡风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这以前,作家的世界是书斋,是客厅,是教室,是亭子间,是地下室,但炮声一响,这些全都受到了震动,他们兴奋地跑了出来,跑向热情洋溢的民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而且还得经过虽然困苦但生活形象纷至沓来的,长长的旅路。”

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罗烽、白朗要去重庆避难,端木蕻良托他们买船票同行。战时一票难求,最终还是少了一张。怀孕且重病的萧红,执意将票让给了端木,也为后人留下了端木抛妻弃子的话柄。也正是在这年春天,萧军与萧红分道扬镳,后会无期。萧军奔赴延安又转上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萧红则辗转重庆、香港,最终病殁于浅水湾。

《黄金时代》文青们在延安

苦中作乐:拍电影演话剧 解放区跳广场舞

除了写作的老本行,开麦拉(即摄像机camera)与大银幕,也是民国文青们的最爱。拍电影,演话剧,文能跳交谊舞,武能扭大秧歌。在民国文艺圈中,亦不乏自编自导自演的三栖全才。在这些异彩纷呈的艺术活动中,天才创意与革命热血俱在。

1、街头即片场,假戏要真做

1934年,上海滩一群有才华、有想法的年轻人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电影公司。年轻的电影才子袁牧之,自导自演,携手女明星陈波儿,拍摄了轰动一时,叫好又叫座的进步影片《桃李劫》。《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田汉与聂耳,还联袂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曲。

电影《色戒》中,在爱国话剧的庆功宴后,汤女神和她的小伙伴们在深夜的街头放声高唱的,正是这首《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放下你的鞭子》路演

与影片中的热血青年一样,洪深、于伶等更多的摩登电影人,很快投身于30年代抗敌演剧队的行列。他们把街头当做片场,进行着新奇大胆的戏剧实验,与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其中,陈鲤庭的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演遍了大江南北。

从东北沦陷区逃亡而出的老父弱女在街头卖艺,父亲正要鞭打饿晕过去的女儿。观众中三两爱国青年见状冲入场内护住姑娘,大喝“放下你的鞭子!”围观的人们群情激奋,“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的吼声震天。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出戏,只是被这真实的情感激荡着。事实上,那扮演卖唱歌女的,正是后来的电影明星张瑞芳。而那扮作父亲的老人,便是后来导演《青春之歌》的大戏剧家崔嵬。

2、到延安去:文青也爱广场舞

很多青年人正是如此,受到一首诗、一支歌或一出街头短剧的激励与震撼,毅然走上抗日前线,或远赴陕北延安。1926年,丁玲还是个抱着明星梦到电影公司试镜的天真女孩,十年后却出现在了中共中央的窑洞里。一见到毛泽东,丁玲就表示想要到烽火前线上去,毛则为她题下了“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赞词。

毛泽东和丁玲

对文青们来说,延安的生活是新奇而丰富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创作了大量的秧歌剧作品。歌剧《白毛女》的导演王大化还自编自演了《兄妹开荒》,扭着秧歌唱大戏,受到农民粉丝的狂热追捧,延安甚至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与香皂。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则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晚上,女大礼堂或操场上总是人满为患。伴奏的乐器都是DIY而成,音乐家张仃设计了沙发式的折叠椅,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里还有饮料供应。本不会跳舞的诗人何其芳,也正是在延安的广场舞中结识了他的另一半。《小放牛》与《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就这样回荡在黄土高原的艰苦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