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门》我们可以不知道如何离开,但应该知道从何而来.

37度女性健康互助会2019-06-14 16:01:43

37度女性健康互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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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用奉献去拥抱”--泰格尔


这是影片开头给出的一句话。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


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  “啊……”


有人窃语   “哎呀,我肚子好痛。”


因为历史的原因,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很少出现在中国的大银幕上面。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


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


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


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


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


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


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


“战士”就是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


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


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1

不定时的炸弹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宝宝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


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


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


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


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


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郑清明他已经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 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


邻居家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才刚慢29周,离足月还有8周。且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


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


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


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


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



“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


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


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


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


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


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


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宝宝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


“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宝宝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


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


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


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


“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


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


“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郑清明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


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


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


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


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


“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


观众纳闷,“生个宝宝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


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


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


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


“你们收不收肾?”


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


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


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2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


她在ICU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


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


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


术后3天,她总共失血1.8万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岁。


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


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植入了膀胱,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


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


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2000ml”。


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3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


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


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


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



三年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宝宝?”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


“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


11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顾了“陈小凤”。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



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3

“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


“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50%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1米5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


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这些年佳作频出的医疗纪录片,记录的不仅是医生为每一条生命所付出的努力,也是每一户人家面对疾病时最本真的状态。


她们不仅仅是生老病死,社会的人情百态,也是医患双方的一面镜子,医生在这里寻找价值,病人们也在这里寻求答案。


“来是偶然,走是必然。”


人生无常,不如珍惜这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