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城市化是一面镜子

沙白水清2018-05-15 22:07:30

      行走在生活的路上,用阳光心态,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有事斩然,无事澄然,处人蔼然,自处超然。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人更是照自己。


写在前面


随着大量民国影视剧的推出民国话题的热议民国已然成为了当下公共舆论当中的一个热词

 

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30多年里,我们谈论那个时代更多称谓是黑暗的旧社会。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民众有更多机会去了解一个与过往教科书表述不一样的民国。

 

大家开始了解到,民国时期,中国大陆曾经办出了许多品质很棒的大学、中小学,民国时期的教科书至今热卖甚至到脱销。作为一个口述历史的记录工作者,对于民国,无意去刻意拔高,也不要刻意去把那个年代的精神、情怀口号化。

 

民国时期的人跟我们一样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不仅仅讲诗和远方,还一样顾及眼前的生活。民国让人纪念的,不是躲在真空环境里面谈理想,当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趣味,那些所谓的情怀和精神是在世俗日常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今天,我们若真心想把民国和现在的生活有一个连接,其实需要把那个年代的 “情怀和精神”放回到那个时代的真实处境当中去,那个时代,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时代给予了他们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不同人的理想都有展开的机会,低调现实和高调理想可以并存。

 

如果就个体的物质财富而言,我们今天的人并不比那个时代的人差。然而,民国依然成为热词。除却我刚才提到的民国学校教科书,民国是否还有一些其他值得当下我们来借鉴的东西呢?

 

暂时告别了民国口述历史记录整理工作,本文打算聊聊如何把民国接入现实,来讲讲现在媒体热议的人口集聚城市造成的管理压力问题。 



1 民国的黄金十年

  

众所周知,民国历史虽短,但在经济发展、科教文卫方面成果颇丰。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大城市开展新生活运动,都市经济经历了黄金十年。


当时的国民政府汇聚了各界精英,很多是留学欧美的高学历知识分子。那么,北伐成功之后,是否只是让政治精英得了好处,其他的社会阶层,尽都是处于旁观状态,内心有很强的被剥夺感吗?


显然不是。当时的民国政府让更多的寒门知识分子,通过各级升学考试,进入中产阶层的道路相比清朝是在不断拓宽的。从其后的抗战,发现黄埔系的军官,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未实现阶层变化之前的社会身份不难看出这个动向。


这其中比较有发言权的,就是我这几年做民国口述历史接触到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大家不要误会,认为只有有钱人家的儿女才有机会去上民国的教会学校。


其实不是的,你若父母在大城市的底层哪怕只是一个普通手艺人,只要你的父母有能力把你送入教会学校的小学入读,其后,只要你的学业成绩足够优秀,你若家贫无法支付高额学费,学校是可以减免你的学费,给你一条往上走的通道。


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这条底层通达中产的通道,相比较西方国家,还是过于狭窄,这也是直接导致其后的一个败走的内生原因。当上升通道过于狭窄,底层的人没有了免于饥饿的自由,去谈其他的自由都是徒劳的。


民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当中,社会管制自由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常识,那就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具备四个要素的齐头并进:原材料、资本、技术和人口,而当时的民国政府,其实只是实现了三个自由流动,就是资本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原材料的自由流动,而技术在当时是没有实现自由流动的。


倒不能说当时的政府管制,不让技术流动,而是囿于当时的大环境,外面面对列强环伺,日本蠢蠢欲动意图全面占领中国的大格局底下,政府只能侧重发展一些产业,而在基层教育方面给力不足,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财力有限,的确无法实现技术实力的基层普及,所以当时的城市化缺乏了教育这个基层夯实的底子,没有强基础的技术后盾,城市化在当时其实是伪命题。


2底层平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民国跟当下的境况有关联吗?通过细细分析,你会发现这其中的关联。


我们来看当下的北上广深还有新崛起的杭州,这五大城市加到一块,无论是从GDP总量还是人均GDP,还是从人口规模,都可以跟欧洲富裕小国排排站的。


但是,当下跟跟民国一样,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线城市的光鲜亮丽,无法掩盖广大乡村的凋敝,我们如何来面对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往沿海发达城市的涌入?如何让当下的城市化,不陷入民国一般的死结。


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当下虽然已经没有了列强环伺,意图马上并吞我们国家领土的威胁。但是不可否认,国土安全,依然是国家发展必须重视的一个话题。


那么,尊重了国土安全这一发展的底线诉求之后,如何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呢?如何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纳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现在政府目前给出的药方子是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大城市已经开始用各种政策倒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部分就业人口离开。


网络评论有认为,城乡是命运共同体,驱逐农村底层就业人口在城市工作,其实并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继续包容底层人口留住大城市,对大城市的发展究竟有何好处,这里先不说当下,我们回头去看看民国是怎么做的。


民国不驱逐农村底层在大城市就业人口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中产阶层生活的便利化。从具体的家庭账目来看,容忍底层人口在大城市持续就业,会压缩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


第二个好处,社会阶层不会固化,保持流动的可能性增大


底层人口被大量从大城市驱离,这意味着中产生活成本大量升高的同时,他们继续往上的通道为进一步收窄。


第三呢?当时,大城市民族资本家面临强大的外国商品在华的倾销。社会财富顶端的本土企业家阶层,若缺失了农村而来的众多底层就业人口,企业家雇佣大量廉价的流水线工人,生产足以和国外抗衡的商品,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3共同体的结成要素


城乡命运共同体,从设想成为现实,还需要一个前提要素。这里可不是嘴巴说说,城乡就成了共同体的。


共同体内的各个阶层,从内心对不在自己阶层的其他的阶层,产生内在的信任接纳认知,是需要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其中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原材料、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假如你在上海生产的商品,在本地已经缴纳税款,在江苏无锡上货架开卖之前,还需要另外缴纳非营业税之外的其他税款出了上海境内,还得办一个边防通行证,这样的各自防范,是无法在彼此内心建构起共同体意识的。


民国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经济上经历 了黄金十年,这期间成就的要素很多,我这里着重要提到的是深度的分工和协作


中国大陆曾经废弃了社会的深度分工协作,大家混在一起吃大锅饭,不允许各自开小灶,所有的一切都是集体的,没有个人。然而,不允许个人利益存在的集体诉求表达,其内在生命力是脆弱的。

  

认识到民国的黄金十年,是拜社会的深度分工协作所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经济腾飞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跟这个不能分离了。


4人口集聚的现实好处

 

民国时期上海各阶层人口集聚是四大好处:资源分享、价值服务对接、自我更新学习的内在驱动、市场竞争倒逼的不断纠错保持活力。


现在的中国大城市管理者有一个内在的深深恐惧,人口如此众多,一旦引发大规模社会性问题,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科学灵活高效管理之后,高密度的大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的诸多好处。


首先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是生活便利共享。


比如人口规模在民国应该排名首位的上海,同样是开一个上海的南翔汤包店,同样是一个老板,三个伙计,一个面点厨师。你若把店开在当时还是农村的上海青浦,他们在一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财富将会只能是上海外滩同样体量同样配置店面的十分之一不到。


是青浦店老板比外滩店老板笨吗?不是。问题在哪里?在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大城市,尤其是市中心,高密度的人口,衍生出庞大的消费体量。这个是城市远郊和农村设点开店所无法比拟的。


不要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中国人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新思维,这些都是前人玩剩下的,他们很早就敏锐得掌握到这一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


第二呢?价值服务对接。这个说法有点抽象,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用以具象解读。


这回不举上海郊区的青浦做案例,我们把距离拉远一点,拉到距离上海约莫千里之外的安徽大别山区。


若你生活在安徽大别山区,你有做说书艺人的天赋,你在山区的村子里试试看,周围全部是种地的农民,你看看你靠说书,一年到头能挣到多少散碎银子。回头我把你带到民国时候的上海市区,同样是你,经过一些专业范式的进一步打磨,你进入大上海著名的剧场、茶社演出,你一年下来试试看,你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会是多少?


同样的一个人,天赋能力几乎没有任何变动,缘何价值量级变化如此之大?这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民国政府的管理者,以城市的聚集效应,让个体的消费者远低于农村消费者的个体支出投入,获得比农村消费者一点不差的消费体验。为何会出现这个奇怪现象?按照朴素的算账原理,不应该越穷的地方,购买娱乐消费成本应该更低吗?为何这里反其道而行,这里面的秘密就在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让说书人在同体量的单位时间,单位场地,产生出数倍于农村的价值财富。而且这种财富获得是多面向的,得益的不只是说书人,听书人,剧场的管理者,剧场周边的小贩,剧场缴纳营业税款给予的政府,都从中获益不少,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看清楚了这一个层面,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前几年有媒体嚷嚷逃离北上广,这几年媒体又开始嚷嚷逃回北上广了。


大城市的人口集聚,产出强大的价值服务对接效应,这个是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无法达成的。


当然实现这一价值多赢的前提是,大城市各个阶层人的就业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以上的价值设想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个好处是自我更新的内在驱动。这个怎么讲,大家不要以为,自觉的终身学习意识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才出现,这个其实还是人家民国人玩剩下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各种社会培训机构,职业技术授课开班,可说是星罗棋布,遍地开花。


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从最基础的物质财富,到往上走的精神财富实现,都会自动驱使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知识储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各大国营企业的骨干熟练工人,成才起步所仰仗的就是民国时候的职业技术培训。


那第四个效应,我称之为市场竞争倒逼形成的自我价值纠偏纠错效


怎么理解大城市的纠偏纠错?同样我们还是把刚才那个大别山里走出来的说书人说事儿。


说书人水平再高是否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会有的。但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文化资源的匹配相对稀缺,说书人除了内在的自我反省之外,很难有外在的竞争压力催促他们在业务上面精益求精。而在我们屡次举例的上海,在民国的初期,就是说书剧场林立,各种商业演出五花八门,你若不能拿出有别于他人的精品佳作,你是很难在上海滩立足的。即或立足,你要在上海实现个人的财富增值最大化,如果不去自觉的更新知识储备,增加学习的体量和时间,不断在演出过程当中自我更新矫正,你是很快就要被竞争者淘汰的。说书人如此,其他行业亦然。


5草根逆袭的概率,大城市远高于农村地区


民国时期的商业大亨,起步阶段,并不是都有爹可拼,他们或是农村走出来的学徒少年,或者是中小城市而来的普通乡绅,因着上海这样的超大体量人口都市,还有积极学习西方的管理经营理念,他们从囊中羞涩实现巨额财富梦想的概率,是远大于他们年轻时候生活过的农村和中小城市。


时间还可以往后拉的距离我们更近一点,靠做塑料花起家的香港地产大亨李嘉诚,他能实现财富的极大增加,靠的是相对面积狭小的人口高度聚集产生出来的规模效应。那个时候,你把李嘉诚丢回到他的家乡潮汕,估计此刻他还只是一个卖塑料花的普通老板而已。


6城市管理:缘何从包容接纳到严格管制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无论来自农村种地的农民,还是中小城市的读书人,你来到上海打拼,是不会因为你的家庭出身而被从上海驱离的。


那缘何现在就极力限制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呢?


其实,我们当下的政府管理者并不限制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他们限制的是特大城市。


我说这个的时候,也许有体制内的朋友看到,会给政府喊冤,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的民国人口体量能跟现在的北上广比吗?当时上海多少人?现在上海多少人?


此一反驳看上去似乎有理,但是经不起细细推敲。


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对比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口不同体量,我们来评价管理者的水平,不是单纯的看当时的人口体量,而是看同体量人口前提下,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


若同体量人口底下,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城市居民的购买力是一样一样的,我们可以说特大城市分离部分人群出去有他的合理性。


然而现实前面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为何?现在同体量人口所产出的社会购买力,是无法与民国黄金十年相比的。


网购长大的一代,看到这个可能会不高兴了。


什么,我现在网络想买啥有啥,好吃不贵,好穿不贵的东西多了去了。你说的那个民国有吗?那些过去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衣服,民国只能说阔太太的专利,现在我们平民也可以穿了。


说这个话的人缺乏起码的经济学常识。


同样的一件光鲜衣服,在民国和现在的不同时期,生产时候所消耗的人工成本,物流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网购一代 所自豪的好吃好穿不贵,这样便利高效实现的前提,正是大城市人口体量的集聚效应,还有新科技的加力助推,若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大城市的生活便利将会无从谈起。


限制大城市的底层人口就业,远的不说,就拿现在很多中产都需要的家政服务人员说事儿,你把这些人限制出去试试,你看看我们这些貌似繁荣兴盛的所谓国际化大都市能撑多久?


中产很多是企业,政府机构的骨干,试想一下,他们的家庭内部一团糟,他们有心思在供职机构专注工作,为这个城市创造更大的财富价值吗?


7如何来平衡底层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关系


大城市的确有其通存的毛病,这个不可否认,但是这不是我们回避问题,通过限制规模从而实现一劳永逸的理由。


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常识,大城市病不是中国的专利,也不只是中国现在的专利,我拿民国跟当下对比,并无意美化民国,贬低当下。这里比较,其内在的动力思考是通过对比,如何寻求突破更新的办法。


现在一些年轻人哀叹,高房价毁了他们的梦想,一些喜欢民国小资情调的朋友说,同样的薪资待遇,民国时候的购买力比我们强大多了。


但是这种看法,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在无底线的美化民国。我们需要清晰认识一个冷酷的现实,民国若真如部分小清新认为的那般美好,怎么突然就成了过去时呢?


抛开意识形态的纠缠,我们其实需要洞悉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民国时候,在上海实现买房买车梦想的,是处于财富顶端的极少数,包括普通教师,普通手艺人在内的,大多数人还是靠在上海租房来度日的,这个在刚出校门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当中尤为突出,租房比例不会低于当下的年轻人。


所以说,购房的重压,不能是你放弃理想的全部理直气壮的理由。


现在大城市,因为有房没房,有户口没户口,分化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各个阶层,出于本能的利益自保,都是极力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平衡的作用。


8给钱给政策无法实现效率公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提高效率、兼顾公平。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了近三十年之后,决策层开始意识到若再不重视公平,只提倡效率,会引发出很多的社会问题。


这个时候,决策层开出的药方是,政策是对落后地区实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让落后地区在商业开发上面享受更为优惠的政策支持。


这些年,政府搞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就是用这个思路来操作的。然而好心大把的银子砸进去,在落后地区却见不到大的经济效益回应。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里就要提到经济发展规律,资本跟人一样,有其内在的成长价值实现路径。


一些落后地区,搭建了那么漂亮的工业园区,那么好的配套公路,怎么就得不到期待已久的发展效益呢?


资本存活的前提是必须有持续不断的盈利空间,他内在生存的驱动力也来自于资本的不断增值。


政府政策优惠带来的,并不能一定实现资本的财富增值,一旦这种财富增值效应无法实现,资本退场就显得再合理不过了。那么资本为何本能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呢?


我们首先需要明晰,资本的存活内核在于物质财富的保值增值,而雪中送炭属于社会公益,只能是资本在实现物质财富保值增值以后的衍生追加的产品附加值。


说白了,送温暖,不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强迫,而应该在资本实现物质财富价值之后的精神内在驱动。


回头我们继续拿民国举例子。


我外公开的药材行,一些药材是需要从吉林长白山来采购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想象。


外公的药材行是民国时期开在了上海,按说如果外公在东北的长白山采购野山参就地取材,在当地研磨成中成药,先在长白山本土销售,岂不是成本可以压缩更低,利润实现更高?


然而实际情况是相反的。我记得母亲曾经告诉我,当年外公把长白山采集而来的药材,带回上海研磨制作中成药,成本反而比在长白山本地制作反倒降低不少。

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还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城市海量人口所出现的产业聚积效应。


大城市有更多的熟练工人,更高效的产品研发机器,更庞大的消费体量,这个是在长白山深山老林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立国的,近代虽然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维持粮食供给安全,这始终是一条红线。不管是兵连祸结的民国,还是相对和平的现在。执政者在这个红线上面不敢有丝毫的动摇。


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实,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出于粮食安全,国防安全考虑,普通城市居民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是必然有尽头的,这样一个有和无的差异矛盾,必然导致决策层在土地供应上面采用管制措施,而不是敞开供应。首先一个代价,就是东部城市房价高企,因为没有建设用地,指标都给到了西部。


当试图通过政策倒逼东部城市腾笼换鸟,限制建设用地和人口涌入,想当然的让东部产能过剩企业去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但是真的就能实现东部企业一定往中西部去吗?不一定。经济、资本运作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这其中不能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需要更加重视的是经济运行,资本运作的内生条件,这其中有一个就是地缘经济因素


我们常看国际新闻的小伙伴们会耳熟能详一个词汇叫做地缘政治,其实经济运行规律也有其地缘因素的。


我们还是拿民国举例。如果说当下的东部产能西部转移有更强大的政策因素,那么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产能西迁其实有更多无可奈何的逃亡因素在其内。


然而抗战结束以后,我们会发现,除却国民政府所在的几个核心城市,诸如成都,重庆,其他大多数西部城市的经济依然处于落后地位。


这是为什么?这其中就是地缘经济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要知道,闻名世界的自由港香港,有今天的繁荣,并不单纯是拜政策照顾所赐,这里拥有的是得天独厚的地缘经济优势。


这里北面依靠广大的中国大陆,南面是广大的东南亚市场,东北方向是日本,跨越太平洋就是北美大陆。


这个地缘经济优势是中西部地区无法来复制的,所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是上面一个红头文件发一发,底下把东部地区的发展方式粘贴复制过来就可以解决发展问题的。


中西部要起来,要结合自己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跟东部地区搞差异化经营,这才是出路。


根据民国抗战时期西部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这么说,差异化经营并不意味着照搬东部曾经的发展模式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西部在自己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摸索出符合当地特色特点的地缘经济规律,成就自身的发展。


9重视人力资源的能效发挥,优于单纯的给钱


前面说了一堆问题,有人得急了,给钱不行,给政策也不行,那你说咋办?


这里我们先不着急做一个是非对错的论断,先来看一个案例。还是拿我外公在民国时期经营的连锁药店来剖析。


民国时期政局不稳,战乱频发,外公当机立断,让一部分连锁药店关门歇业。


按说,从企业角度看过去,关门歇业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但是从企业的成本控制,投资性价比角度考虑,维持一个战乱频发地区的药店,运营成本要远高于收益的时候,继续坚持无异于就是在慢性自杀。


我想这不仅是作为企业运营者不想看到的,企业员工也不想如此。因为企业不盈利,企业勉力维持,初始阶段也就是少发薪水,其后也还是逃不了解雇所有员工的命运。


从这个层面讲,不顾经营成本的死撑,其实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前面提到的是个体的企业经营,还不是涉及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当如何来维系社会的公平呢?


我在上面的小标题已经提到,要重视人力资源的效能发挥,而不只是单纯的给弱势群体给钱 。给钱,钱有用光的一天。若把人力资源的效能极大激发出来,钱能生出更多的钱出来,这才是我们扶贫成功的最好KPI


还是拿我外公当年经营药店说事儿,他经营的连锁药店常年需要东北长白山的野山参作为炮制药材的原料。但是野山参是不能人工种植的,得靠老天爷赏饭吃。


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采药人必须更早的比竞争同行采集到野山参卖给我外公,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变现。


在这种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底下所收获的价值变现,对社会的公平实现意义不大。


如何来改变这一僵局呢?


外公的法子是让一部分熟练采集野山参的本土居民,跟他们签订长约,长期雇佣他们,而不至于让他们担惊受怕,随时可能丢了饭碗。而对于那些无法稳定提供货源的采药人,外公会选聘一些加入他们的采购团队,因为他们对药材的品质把控丰富的经验,这样人力资源的效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同行之间也开始差异化经营,不至于在同质化经营当中碰的头破血流,即或同时采集到货源,也彼此压价,在价值变现上成了双输的局面。


10钱怎么给出去


现在的网络年轻一代,每逢双十一,双十二,网络抢购都会去考虑一个消费物品的性价比。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如此,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对手里的钱如何用出去,其实也是当考虑这个性价比的。


现在各地都在兴起建设高铁热,修成的,兴高采烈,沿途没有经过自己地界的,就开始骂娘不爽,其实从成本效益对比角度看,高铁是不可能村村通,县县通的。


经济发达如美国,高速公路也是无法实现村村通的,民国那个时候交通状况则更是不如现在的了。


那个时候,行走全国的大动脉主要是京汉铁路,粤汉铁路,陇海铁路,津浦,沪宁杭铁路。当时的发达城市,其实也就是集聚在这些铁路沿线的。


那么当时的没有修通铁路的人口,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乃至于逆袭由草根升级为中产的呢?这里就有一个自由迁徙的作用力在其中的。


民国时期,的确也有户口政策,但是这个政策不会成为阻碍欠发达地区去往沿海发达地区工作的障碍,当局也不可能对外来就业人口进行大规模的驱逐清理。货币资本,人力资源,市场运行的两大要素都是相对自由流动的。


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主要财力除了应对当时的日本入侵,把开支很大一部分给了教育。即或在流亡去重庆建立临时政府期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依然占据了总开支的百分之十以上。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新政权建立之后,即或到了天下太平的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的教育投入在政府总开支当中依然占比不到百分之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是众人皆知的道理,愿望有心人能够把这些认识落地。


11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还是关门? 拿到京沪户口的部分居民,很恐慌外地人过来抢占他们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我们如何来破解这个由来已久的心结?


不要扯什么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今天从民国教育切入社会管理的话题,我们就依然看看民国是面对这个让当下政府头疼难题的。


民国的管理者大多数是英美归国的留学生。英美大城市曾经也走过控制人口的弯路,后来发现管控不行,后来其实就改变认识。


他们不再把欠发达地区过来讨生活的人当做是来占便宜的,其实他们还是必须的人力资源


过来抢饭碗还是必须的人力资源?这话没错。有心人可能都会留意,不管是民国还是当下,外地人在北上广,从事的都是土著居民不愿意干的一些服务型行业,比如卖早点的,比如做家政保姆的。这些活儿,本地人不愿意干,外地人能干又被驱逐,损失的可就不只是外地人,还有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了。


而且北上广的房产要实现保值增值,若没有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他们没有旺盛的购房需求,房价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保值增值的,若长期维系在房产的需求量过剩,房产不但不能增值反而会减值。


若有心人去了解一下民国历史,日本人占领上海南京之后的房价,是远不如蒋介石国民政府撤离南京之前的。


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现在的北上广八零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 ,老了之后,大多数指望不上儿女们来给自己养老的,八零后这一代人的子女,或出国定居,或在职场打拼自己的事业,未来的养老是必然走向社会化的。而社会化养老的后勤服务主力军在哪里?就在目前被各种限制进入的外地人当中。


即或不说遥远的未来,单单只说现在。现在八零后一代的父母,若他们长期稳定拿着户口居住在京沪,若没有外地人的持续辛劳,缴纳养老金,即便京沪也可能有一天面临无退休养老金可领的窘况。


第三个问题,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外来人口解决不了户口问题,子女的教育大多数只能依旧选择在本乡本土,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


中国现在有1.5亿的跨省农民工,身后是五六千万的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在没有父母教养的情况下长大,他们会变成什么人呢?


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品格成长的重要性,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心里应该有数。


若是长期纵容那么大规模的家庭处于伦理撕裂的状态,我们就不应该去抱怨我们的未来,我们周遭是一个治安糟糕,底层仇富的社会了。


12结束语


花了这么大篇幅,在民国照进现实的开篇,来论述发展的困惑。


其实不是要给社会各阶层埋下彼此仇恨的种子,反倒是希望通过同理心,让身处中产,或者富裕阶层的人们,如何去善待身边的贫困人群。


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若风暴袭来,倾覆的不只是大船本身,还有你我他这个共同体内的所有生命。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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