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借命而生》预览之一【新刊精彩】

小说月报2019-06-11 14:49:38

精彩导读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风格,应该还是比较主动地倾向于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这些词儿比较老套,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当然,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作品质量上,都与那些经典的、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差得很远,但比起单纯地追求形式,追求审美趣味的写作风格,我可能还算是比较有意识地贯彻“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些原则,也算是尽量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对于这种写作,我有几个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所谓“现实主义”假如具有持续的生命力的话,那么这种写作方式的核心动力,或者说生命力的源头所在,其实还在于“现实”本身的变化。社会变化小,文学可反映的东西也就不多,一不留神赶上一“多少年未有之变局”,有责任感的作家能憋得住才怪呢。所谓理论、风格、情调可能都是灰色的,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但是现实的变化是文学写作能够而且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出现更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举两个例子,我特别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王朔,这两个作家现在说起来都算京味作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又都是标准的“写现实”写得特别好的作家。他们各自有一部代表作品,一部是老舍从教书匠的身份转向职业作家之后,写的第一部小说《骆驼祥子》,大家都知道“傻骆驼”和“虎妞姐”这些经典形象。还有就是王朔的中篇小说《许爷》,小说里有一个典型的形象,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拨儿出租车司机。当时出租车司机还挺贵族的,许爷把他的朋友拉到一个法式餐厅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群服务员围着伺候,这对于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是不敢想象的。当时王朔用了一句话叫: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世道变了。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作家反映现实,反思现实,甚至批判现实的立场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于其他文学流派所强调的思想上的变化,哲学上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或者单一的情感状态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相当于从社会历史变化和实际生活的变化直接入手,往往能为文学提供刚出锅的一手材料,这是它能够成为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的原因。顺便打个比方,如果再接着写和骆驼祥子、和许爷相似的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形象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一个滴滴专车的司机了呢?这个司机是不是也有着他不同于前辈的,被他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特殊的甘苦呢?


第二个体会,和“用浪漫主义精神照耀现实主义写作”有关。我一直觉得,当我们认识现实的时候,应该还是存在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实然的世界”,就是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是“应然的世界”,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部容量足够大的作品,能够表现的矛盾冲突很多,如利益矛盾、情感矛盾、阶级矛盾,但更加内在、更加高远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是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巨大张力所在。比如我们看《悲惨世界》,里面写了法国革命,写了贫困和压迫,写了种种社会不公,这都是实然世界,但在雨果的写作中,还蕴含着一个应然的世界,那里有高尚情怀,有人道主义的博爱,有革命者的一再熄灭又一再燃起的激情。在主人公冉阿让的身上,充满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构成的张力。用类似的角度来对比《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作品在文学源流上很贴近,但给人的感觉又非常不一样,或许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一部只有实然世界,一部还有应然世界。我觉得现实主义除了要看清实然的世界,更重要的也许是应该看清应然的世界。


第三个体会,哪怕是一门心思只写当下现实的作品,肯定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或者和20世纪中期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肯定是非常大。必须得说,在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背景下,人们在认识层面已经有了更多的角度和思考方法。比如说在19世纪认识世界的时候,一说起现实主义,基本上就那么几种思路,一个是狄更斯式的个人奋斗的角度,一个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有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那就是真实记录再现的角度;而在20世纪之后,作家还可以用马尔克斯的角度,用卡夫卡的角度,用萨特、加缪、昆德拉的角度来认识现实。那些所谓反对现实主义的思想流派,其实也促进了现实主义的不断发展。世界在变,认识世界的角度也在变,这些变化都构成了现实主义复杂丰富发展的动力。


说到底,可能还是得强调作家的客观性,以及某种层面上的批判意识,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真正有其内在价值的,直面社会历史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学精神。它存在的价值,未见得是为了宣扬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而是为了观察什么和思考什么。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时代,简单地讴歌和简单地反对同样是幼稚的甚至违心的,好作家不可能是那些动画片里的简单的人物性格,如小马虎、喜羊羊、骄傲的将军、没头脑和不高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上,老舍、赵树理、柳青都可以称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胡风和秦兆阳即使受到过不公的对待,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开拓也已经得到了肯定,哪怕是沈从文和张爱玲,他们也写出了独到的中国现实。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出于学理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不是过分抬高这个就是过分贬低那个,而在文学本身的价值看来,这也许都过于狭隘了。文学研究为了方便可以分门别类,但作家本身没必要按照趣味、观念哪怕仅仅是年龄段去归堆儿站队,这对于正在从事写作的年轻人而言,也许是保持真诚的必要态度。


——石一枫《对于“写现实”的一点想法》



《借命而生》精彩预览之一



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


他是一九八五年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满三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儿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儿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时传祥等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时,上面又抛出一个条件:你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留京一说,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机关里,偏他要去看守所?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案例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答成“情杀”,结果怎么样,人尽其才地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关系,他舅舅是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再说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玉米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玉米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干吗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


但他这人又和别人不同。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在所里待了半年,他值了几十个通宵夜班,连过年也把探亲的机会让给科里的缺牙老吴了。监舍里有人自杀,吞进了七个鸡蛋大的象棋子,是被他掐着脖子愣从嘴里抠出来的,犯人临了还狠狠咬了他一口。所里给他开表彰会,他的脸上冷冷的。让他发言,只有一句话:“都是职责之内。”倒把所长晾了个大红脸。


后来所长也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在咱们这儿不痛快?除了关心犯人的思想,还得关心你的思想,我也够累的。”


杜湘东便也直说:“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


进而又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没想过要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他还说,他知道光想着干大事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要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诳来,再稀里糊涂地把心里那点儿浪漫给打消了,他就觉得窝囊了。


之所以有话直说,是因为杜湘东认为所长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或者说得虚点儿,就叫情怀吧。所长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西南前线指挥过一个连,身体里至今留着两枚手榴弹弹片。记得刚来报到时,所长还仔细看过了杜湘东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看完以后嘟囔了一声:“哟,屈才了。”


如今面对他的抱怨,曾经的战斗英雄会做何感想?所长点了根烟,三口抽完,开始转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举高,牵引着那条膀子缓缓转动,正反各十下。一边转着,额头上就冒出汗来。这是例行功课,每天若干次,说是能防止弹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头。这时屋里没声儿,所长专心地转,杜湘东专心地看。片刻,所长吁了口气,重新开口:“可要刚来就走,别的单位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人不踏实?”


又说:“干满三年再说。”


说完挥手让杜湘东出去,不谈了。三年之约,这有可能是随口而出的托词,更有可能是想耗着杜湘东。不过从个人立场上,所长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承认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这个态度,杜湘东便感到了欣慰,进而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到底,警察就是份职业,风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个像样儿的人既然拿了工资,就该对这份职业尽心。心没尽到还说怪话,那就有点儿不像样儿了。


此后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声称自己是个“享受寂寞的人”。期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叫嚷着要到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灵与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时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光荣负伤的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


“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啊。”


心里一不痛快,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有时一想,留京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儿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玉米地另一端的冷库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名让杜湘东代劳了,并且指名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俩人算了账:刘芬芳二十一,杜湘东二十五;刘芬芳一米六,杜湘东一米七五;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她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郊县,但却是大专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


杜湘东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礼拜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还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时,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另有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给每个管教都分了一间宿舍。综合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她罗列完这些,这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


“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但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进而又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拐”着。


杜湘东就作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


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应他去就合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在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第二天,他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已到。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办”俩字。


一个礼拜后,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甩回给他俩字:“没批。”


“总得有个说法吧。”


“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达标了吗?”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戗戗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他感到受了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


不巧又在办公室遇见了缺牙老吴。老吴是跟杜湘东搭伴的,原则上是一老带一新,实际却成了新的兜着老的。活儿都是杜湘东干,老吴不是平谷的妈就是延庆的丈母娘有事儿,病假事假轮着休,好不容易在所里待几天,还有多一半的时间在喝酒。用所长的话说,郊区农民的几大缺点,奸懒馋滑,这人算占全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张嘴,爱说风凉话还没眼力见儿,逮谁踹谁窝心脚。当他看见杜湘东的脸色时,反而咝咝漏风地笑了:“没调成?也怪你找错了人。你要是跟局长的闺女结婚,早他妈回北京了,非找一冷库妞儿,原地冻上了吧——不过局长有闺女也看不上你呀,现在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


那一刻,杜湘东险些抄起桌上的工作记录本,朝老吴摔过去。至于后果,他不管了,打一架就打一架吧,记个处分也无所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么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地憋闷着强。然而还没动手,天花板上的喇叭却响了:“十七、十八监接人。”


这才想起,他负责的监舍昨天刚空出两个铺位,今天又要送进来两个新的。走的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来的据说是俩盗窃犯。刚才在办公区有人叫他,估计就是要说这事儿。杜湘东狠狠瞪了老吴一眼,终于还是正了正大檐帽,出门。一边快步走着,心里的火儿还在腾腾乱窜。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知道自个儿配干什么了吧?他也就配接犯人、看犯人、押着犯人车象棋子磨冰棍棍儿,而且还干得这么令行禁止,比警犬都听话。


犯人和押送犯人的人已经等在登记处了。来的不仅有民警,还有南郊一家工厂的负责人。经过简单介绍,杜湘东得知这俩案犯是在实施盗窃时被厂保卫科当场抓获的,不仅“性质特别恶劣,金额特别巨大”,而且“死不悔改,负隅顽抗”。说这话时,保卫科的副科长,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指着头上的纱布控诉,他的脑袋都被开瓢了。他代表厂方要求看守所对案犯严加管教,进而又说有关领导会亲自过问这事儿。


杜湘东顶了一句:“你是说我们平时管得不严了?”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们得格外……”


“进来都一样。人我领走了。”


接着喝令俩犯人从墙根站起来,跟他去照相、剃头、换衣服、前往监舍正式收监。直到这时,他都没有认真看过这俩人。他今天心情恶劣,不想看任何人。但他得到了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这俩犯人都很年轻,甚至比他还年轻。


监舍走廊阴暗幽深,犯人的手铐哗啦作响,四处充满了回声,这让杜湘东心里更加嘈乱。偏在这时又出了状况。当他来到监舍门前,正要伸手摸钥匙,身后突然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哀鸣:“我不该在这儿呀。”


回头一看,俩犯人中比较矮的那个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其中一只手还包着厚厚的纱布。他呜呜哭着,另一个壮得多也高得多的犯人却把头扭向一边,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俩人在灯下投出一长一短的影子。


杜湘东就是在这时情绪失控的。你不该在这儿,我就该在这儿吗?他跨过去,揪起正在痛哭的犯人的后脖领子,抬手就是一记耳光:“认命吧你。”


这是杜湘东从警以来第一次打犯人。


……


——摘自中篇小说《借命而生》,作者石一枫,原刊《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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